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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仓 | 特稿】丝线舞动的趣意——卿云斋织绣艺术撷芳
2016-04-26 18:35:00
古老的女红艺术品带着特有的情愫发出一丝星光,碰撞出一方美妙的夜空——偶然的机遇,期待中的相逢:她们就这样漂洋过海的从西方的土地,伴着悠悠驼铃和大漠孤烟一路辗转,重归故土。然后,人们开始有了深深的迷恋,开始了对这些古老传承的追寻,探索。
 
缕缕丝线,眉目低垂,秀指捏针,飞针走线,无声恰似有声起。
 
经由一双巧手穿梭,便从中飘扬出一篇篇或御用辉煌、或清雅绝尘、或生动闲逸⋯⋯的锦绣文明,让今人“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遥想不已。时代更替,岁月轮转,丝线反射的不再是夺人的光泽,却沉淀下一份平实却不失幽雅端丽的清辉。
 
灵动的丝线、华丽的图案和细致到极点的针脚,还有令人迷恋沉醉的悠悠光泽,那是铅华洗净的的静谧。静下来欣赏,才会给自己一个重新自省的机会;终于,在生活中寻找到一种平衡,为情绪安置了一处落脚点。
 
女红是用针和线讲故事——和作画一样,它映射出人们的文化、心理、情绪等——一如所有的艺术形式一般,绣娘们用宛宛丝线描绘着美好——十指春风,渗透着炽热的生命力和无限的情感。在错错落落的针脚中,体会那种清新细腻的情感;从风生水起的寂寞中抽离,开始返璞归真找回最初的记忆。
 
感谢时光,成全相遇。
--三水
北京东正特推出【卿云斋织绣艺术撷芳】专场,为您呈现一篇篇或御用辉煌、或清雅绝尘、或生动闲逸的锦绣文明。
 
清同治 明黄纳纱绣十二章女龙袍
 
十二章纹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纹样,自周朝起,数千年来,为历朝历代所发展使用。至中国最后一代王朝,若以典籍为本,有清一代十二章纹仅用于皇帝衮服、朝袍和龙袍,任何人不得僭越,而反观女性章纹袍,虽未见于史籍,但仍有少量传世实物。实物最早见于乾隆,而非学界盛行的“慈喜专权之说”,此后历朝均有出现,有重章、全章、缺章等种类,章纹分布也不甚固定。以此推论女性饰章一直处于摸索试行阶段,未形成固定制式,也从侧面反映女性地位的提升。以实物总结规律,重章见于乾隆,缺章多见于嘉道,全章则多见于同光,此件十二章纹龙袍便是最为难得的实物见证,以时代推测为慈喜,慈安两宫太后御用之物。
--周峰
明万历 撒线绣“虎镇五毒”端午节正龙方补
 
以直径纱为底衬,以大红色双股衣线绣菱形地,以多种彩线和捻金线绣五爪彩色飘髯正龙,条状腹彩,下饰宝珠、珊瑚、海水江崖。平金绣老虎盘踞正中,两侧分饰艾草,配以蝎子、蛇、壁虎、蜈蚣、蟾蜍,取“虎镇五毒”“趋吉避凶”。明代太监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说:“五月初一日起,至十三日止,宫眷内臣穿五毒艾虎补子衣,门两旁安菖蒲、盆盒。初五日午时,饮朱砂、雄黄、菖蒲酒吃棕子。”撒线绣底,以不撇丝的衣线作绣,设色浓艳,是明代万历应景节气补的代表性作品,具有鲜明的等级及时代特征,为御用吉服补。
清顺治 织金妆花万寿云龙纹藏式袷袍
 
丝织品是清政府继瓷器、茶叶之外的第三大对外贸易商品,根据大批清代档案记载,每年仅从新疆地区出口西域各国的丝织品就达到数千甚至上万匹之多。与此同时,丝织品也成为清代统治者,笼络各番属国及偏远地区少数民族重要的政治手段之一。即便是清灭亡后,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际,班禅、达赖和一些呼图克图都在南京设置各自的驻京办事机构,直接在主产地南京采办云锦。可以看出,尽管失去了清廷御赐钦赏的途径,但这种需求始终不曾间断。
这件藏式袍发现,就目前国内外流传的清代传世品藏式袍的工艺类型与之相比较而言,虽然与此件一样,是以明黄色彩云金龙纹妆花织物居多。但是,能够在全身添加装饰葫芦万寿纹的藏式袍却并不多见。众所周知,葫芦万寿纹样是明清两代帝王的御用纹样,葫芦,谐寓“福禄”,又有追求多子多孙繁衍生息之意,在明代或清代初期被大量应用。
 
综上所述,这件于清代早期由南京织造的明黄色妆花龙袍料缝制而成的夹服,当为西藏民族上层社会所穿用的一款礼仪服装。它为我们研究清代纺织史、服饰艺术史,以及清代赏赉制度与羁縻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历史线索,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故宫博物院 房宏俊
清乾隆 明黄地妆花缎七正龙经袱
 
2011年,台北故宫为配合院藏清康熙朝《内府泥金写本藏文龙藏经》的出版,策划“龙藏——院藏大藏经特展”。在检选展品时,研究人员无意中从外表寻常的“黄缎织花夹经衣”的脱线处,发现内里夹藏有彩色团龙纹织锦,由此契机引发的一系列研究,解开了康熙满文档案记载的“七龙绸布佛经包袱”之谜。
 
▲ 台北故宫藏 明黄地妆花缎七正龙经袱
 
此次东正春拍“黄缎七龙经袱”无论是纹样、工艺、用色和尺幅,与台北故宫藏康熙朝《龙藏经》“黄缎七龙经袱”都是如出一辙,毫无疑问其功用是一样的。又根据纹样、工艺和用色判断,此件经袱应为乾隆朝。乾隆三十五年(1770),乾隆帝六旬又逢其母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盛世大庆。乾隆帝效法祖先,重钞《甘珠尔经》。在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十四日的谕旨中,特别强调:“经袱著照慈宁宫织黄缎经袱一样交南边织做一百八分”(也就是康熙六年至八年织造经袱)。 
--故宫博物院 张琼
藏传佛教中,佛典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既是佛教重要元素三宝之一,也是佛教最为神圣的供奉法物,同时也是佛徒、信众们施舍财物、能工巧匠们惮思竭虑华丽装严的艺术品。其中以皇家佛典的装饰最为华美,历来为人所称道。严的艺术品。其中以皇家佛典的装饰最为华美,历来为人所称道。无论是皇家还是藏区,对于佛经的装饰主要集中在护经板上,采用雕刻、彩绘、髹漆、漆金、镶嵌等装饰手法,藏传佛教的护经版的装饰图案及其工艺不仅有丰富的宗教含义、美术价值,而且也可以作为断代的依据,有一些学者做过专门的研究,但是鲜有见到有关经衣的收藏和研究成果。
 
此件黄缎织花袷经衣是另外一个难得一见的例子。黄缎地,中心七条团龙,分三排,上排二团龙,中排三团龙,下排二团龙,周围有各种如意云头为装饰。是乾隆时期照康熙八年的藏文大藏经同样制作的乾隆年手钞藏文大藏经的经衣。从康乾两朝的这两例情况来看,七龙经衣的使用应当是一种最高级别的梵夹装佛经装饰的最高级别。
--故宫博物院 罗文华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小路上花团锦簇的鲜花,长满花朵的枝条被压得低垂下来;花瓣之上是流连忘返的彩蝶,它们围绕着花枝翩翩起舞;枝条上清脆啼鸣的黄莺,它们活泼自在的神态,给人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在诗人的笔下,满园的春色在明丽纷繁中充满了动感,欢愉的心情跃然纸上。历来绘画作品中,诗与画的结合总能触动人们心底最直接的那份情感。
那么,将极富诗意的绘画作品用作刺绣画稿,以针为笔,以线为墨,通过精细的绣法,各种丝线的掺合晕染,又会产生怎样震撼的艺术效果呢?从宋徽宗时代的缂丝画绣,到明代露香园的顾绣,文人墨客的参与,使得刺绣作品脱离了日常实用品的属性,更兼具了文人气、艺术性和装饰性。
此幅清乾隆花鸟刺绣,是一件非常难得的诗画作品苏绣挂屏。自下而上,沿着小径,那密密的草地开始泛绿;那瘦、皱、透、漏的太湖石层层掇迭,绿树的浓荫在湖石上渲染着水墨的气息;繁花中,蝴蝶纷飞;树枝上,黄莺低唱。整件挂屏画面布局疏密有致而结构严谨,色彩缤纷绚丽而浓淡相宜,立意清秀隽永而耐人寻味。出自四大名绣之首——苏州的绣娘们,以她们深入骨髓的艺术品位,细腻绵密而变化多端的刺绣工艺,将文人留驻于笔端的情怀通过一针一线,沉淀在了一方丝帛上。
--三水
清乾隆 明黄地彩绣凤凰纹坐褥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清乾隆 石青地彩凤帷幔
清代宫廷以石青为“玄”色表天,应悬挂于顶部正上方。以纹样判断,由左侧第六只凤鸟始与前五只朝向相异,使用时应由此处折迭至正后方,再以每五只凤鸟为一面共悬挂四面,牡丹纹下大凤居于正中。设色庄重,纹样突出,又以故宫真武大帝佛龛顶部龙纹帷幔为参考,推断为清代乾隆宫廷供养女性神佛,或女性供养人佛龛顶部使用的巨型帷幔。
--周峰
 
清嘉庆 红呢地彩绣五凤挂帐
 
哆罗呢为毛呢类织物,以羊毛为原料,早在16世纪的荷兰已经颇具特色,后陆续传至英法意等国。清代宫廷哆啰呢的使用便是来自欧洲的朝贡,最早可追溯至顺治朝,因其质地柔软、色泽鲜艳、纹理细密身受皇帝的喜爱。具记载乾隆年内府曾多次向荷兰“莱顿 Leiden”公司定织,多用作帷幔铺垫料,衣料等,小说《红楼梦》中也有对此种面料的记载如“第四十九回,记载李纨穿一件青哆罗呢对襟褂子,宝玉穿一件茄色哆罗呢狐皮袄子”。
 
作品不但底料为泊来贡物,构图也模仿了同期西洋毯,并以中国传统的苏绣工艺表现欧洲纹样,为清代的宫阁平添了一分洛可可式的华丽,是中西文化互相碰撞交流的重要物证。
--周峰
卿云斋织绣艺术撷芳——北京东正2016春季拍卖
预展时间:5月12-13日 
拍卖时间:2016年5月15日 14:30  
展拍地点:北京嘉里大酒店 二层宴会厅
 

 
 
文章转自三水仓(微信号:sanshuic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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